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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2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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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

    离家多年,当我决定走得更远的时候,在1989年年初我回了一次家。

    快到六号院子门口时,我才有点忐忑不安,不知家里人会怎样对我。父亲坐在堂屋家门口一小炉子边,他把几层外套重叠着穿,缩着腰,怕冷似的双手插在袖子里,正对着院大门。眼睛已完全看不见了,但能感觉是我,能听出是我的声音在叫他爸爸,他笑了。

    母亲从屋里走出,手里的一节藕掉在地上,她变得很老,背更驼了。她说:“你回来做啥子,你还记得这个家呀?”话很不中听,但她看着我的神情告诉我,对我的回家她又惊又喜。

    我把随身带的帆布小旅行箱放下,目光四下望着。这儿的一切,包括父母,与我想象的一样,只不过更为朽败,毫无新奇之处,也没有亲切的感觉。而我回来也不过是瞅上一眼,对自己曾经那么多年在这地方生活做个交代,有几分是为了看父母呢?

    最多后天,说不定明天,我就走。

    吃过晚饭,天就完全黑了。在屋子里,不管怎么弯着头,也看不到一点窗外掉尽叶子光秃秃的黄葛树。我脱了衣服上床,母亲在给五屉柜上的一尊佛规规矩矩作揖,嘴里轻轻念叨着什么。那是个和喝水杯子差不多大的瓷人,瓷人的面前放着一个小香炉。母亲信佛比以往更为虔诚,已把佛请到家里来。

    母亲上床后,与我的身子挨得极近,我很不习惯往里面挪了挪,她扯过她的棉被给自己盖上。架子床靠墙一边横搁了一个窄窄的木板,上面放了夏天衣服和一个个用布包起来的小包袱。弄得一张床不伦不类的,而且稍不注意,一抬头,就会撞上。我忍不住说:“床下有箱子,还有五屉柜,都装不下了?”

    “这你就不晓得了,把东西包起来,随时就可以走。”母亲说。

    还不等我问她走哪儿,她就说,她准备好了,一失火,就可以拎走,先牵走我父亲,再拎包。

    呼吸着母亲的气息,我想,她不过才六十二岁的人,脑子却真是老了。

    我眼皮开始打架,粘在一起。奇怪,我在外每夜靠安眠药才能入睡,一回到家,不必服药,脑子马上昏昏沉沉。

    母亲关了灯,她说这个月退休工资没领成,几家造船厂都发不起工人工资,退休工人连领一半退休金也不行。大冷天她去了好几次都白跑,有几百退休老人在公司大门口静坐。她怕冷,怕心脏犯病,没有去。公司若再不发退休工资,他们说要到朝天门港口去静坐。“那么冷,都是上了年龄的人,活不了几天,朝死里奔。”黑暗中,母亲自言自语,“我现在就是去一趟石桥广场买菜,人就累得不行。”

    这几句我听清楚了,我对母亲说:“我要睡着了,明天我给你钱就是了。”

    母亲想说什么,果真停了嘴。她那么说,不过是提醒我应当养家的一种方式罢了。

    母亲也不问我的情况,在外边干些什么,她依然不把我当一回事。不过她问,我能说什么呢?假如我告诉她,她的第六个女儿靠写诗写小说谋生,她一定不会相信也不明白。我已经二十六岁,往二十七岁靠了,她也没有问一问我有没有谈对象,什么时候结婚。也可能她明白,我这种女儿的生活方式,还是不问为好,省得焦心。

    2

    第二天我醒来,就闻见烧香敬佛的大众牌卫生香,气味刺鼻。香炉上弯弯曲曲冒着三根白烟。父亲早起来了,摸下楼。面朝我站着,他喘得很厉害,在喝一种颜色很浓的药水。他看不见我,只是感觉到我站在门槛边。

    母亲提着菜篮回来,她把白萝卜,还有几两猪肉一束葱,放在门外靠墙放的竹桌上。我过去帮母亲理葱上的须和黄叶,掏出钱给她。母亲把钱仔细地数了数,还了两张给我。我没推辞,就收下了。我对母亲说,我以后还会寄钱给她。

    “一笼鸡不叫,总有只鸡要叫,”母亲说,“我知道你会最有孝心。”

    “我明天一早就走。”我打断母亲。

    母亲脸上的笑容顿时没了,嘴里却说:“你昨天晚上讲,我今天就多买点菜呀,你啷个不早点说嘛?”

    父亲把炉子边上的扇子拿着,在对着炉子扇。母亲走过去,一把夺了下来,“火燃得又不是不好,扇啥子,瞎起个眼睛,尽添事!”

    她是有气想对我发,但又不能朝我发,就对父亲发。人还是得长大,我想,起码长大了,母亲不能随便朝你发火。

    整个下午和傍晚,家里空气都异常沉闷。晚饭时,五哥回来了一趟,他变得很瘦,人矮了一截,见了我仅说了句“你回来了”。连他都变得如此陌生,那么不用说其他姐姐哥哥了,我决定明天走是对的。我只想等到黑夜来临,盼望这一天尽快结束。

    母亲洗了脚,迟迟不上床,墙上挂钟都快夜里十二点,整个院子的人都睡了,她还在翻箱倒柜,找什么东西似的。她一定是记忆出差错了,总找不着。

    看着她着急的样子,我躺在被窝里说:“你要找的东西说不定就在我头上的包里。”她拍了一下自己的头,就爬上床,把边上一个布包取下。

    我懒得看她,干脆闭上眼睛,准备入睡。

    母亲叫我,我张开眼睛,见她手里拿着一只口琴,摊开的布包上是墨蓝色儿童绒帽。口琴和帽子都是我曾经见过的,她把口琴递给我。“你再也见不到他了。”她说这话时好像带着一种莫名的快感,仿佛是一个击中要害的报复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?”我问,我知道母亲在说谁。

    “他得肺癌死了。临死前他希望见到你和我,让他的老母亲去找你二姐,好不容易找到二姐,二姐却没有过江来叫我,即使叫了,你也不在。”母亲拿准我说,“即使你在,你也不会去的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在。”我喃喃重复母亲的话。在1986年4月20日生父咽气的那一刻,三年前,二十四岁的我在哪里?在哪个城市潇洒地打发时光?可能和一群人在喝酒闲聊,哈哈大笑,正把身体倒向一个自认为爱我的男人的怀里?我想不起来,感觉脑壳上开始有东西在敲,我从被子里坐了起来,语气平淡地说:“人要死了,我还是得去的嘛。”

    母亲俯下身的脸,我看不清楚,觉得她在冷笑,但是她的手抹了抹脸,那么说,她在流泪?

    二姐写信从来没提这事,我相信她今后也永远不会给我讲这件事:生父的母亲,我的婆婆,为了儿子临死前想见我一眼,来找二姐。二姐却直截了当地说:“你不要来找我们家,不要来找我们家六六,我们家六六不会认你们的。”

    二姐会一直守住这个秘密,如同她守着另一个秘密一样:曾代母亲收我生父按月寄给我的十八元生活费。

    母亲后来知道了,也没有一句话责怪二姐。在这件事上,母亲心里一直很虚,她对我们家其他的孩子总是采取一种卑微的姿态,把一腔委屈和悲痛留给自己。

    母亲说她有感觉,连续好些天夜里做梦,都梦见我生父像个小儿哭啼,责怪她不去看他。以前他在她的梦里不是这副样子,母亲便知道他已走了。

    癌症晚期,没有医院肯收他,集体所有制的塑料厂付不出医疗费,家里人抬着他,一家家医院走,只有几张病床的一个乡镇小诊所算是开恩,收下他等死。他的妻子侍候了一段时间,也不干了,连火葬场都不愿去,她心里明白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。

    “死的时候,他就叫我和你的名字,求他的老母亲再来找我们俩。”母亲停了停,说我生父平常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,他得肺癌是由于缺营养,身体差,在厂里长年做石棉下料。婆婆拉住母亲的手哭着说,他才四十九岁,我这种活够了的白发人不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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